温菲尔德在柏林转了一阵。
他手里有一个地址，写在烟盒锡纸的背面，字迹潦草，墨水有些洇开了，但还能辨认。
那是一个住在德国的英国人，或者至少曾经是英国人，在柏林住了快二十年了。
他在战前是个商人，战后留了下来，据说在德国政府里谋了个差事，不大不小，不显山不露水。
根据记载，他是英国右翼在柏林最老的联络人，也是最后一条线。
温菲尔德找到那栋楼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
夏洛滕堡是柏林的西区，老房子多，街道宽，路两旁的椴树长得高大，树冠在头顶连成一片，把路灯的光切割成无数细碎的金色碎片。
他按了门铃，开门的是个四五十岁的男人，他看了温菲尔德一眼，没有说话，侧身让开了。
“进来吧。”
温菲尔德走进屋子。不大，两室一厅，家具陈旧但干净。
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柏林的风景画，画的是施普雷河，河面上有几只天鹅，远处是电视塔的轮廓——那座塔还没有建完，但轮廓已经出来了。
茶几上放着一台收音机，旁边是一摞报纸，德文的，英文的，还有一份法文的。
男人在沙发上坐下来，示意温菲尔德也坐。
“说吧。什么事？”
温菲尔德坐下来，把皮箱放在脚边，他看着那个男人的眼睛，那双眼睛是灰蓝色的，年轻时大概很好看。
“我们在英国的情况，你应该知道。大搜捕之后，能跑的都跑了，能藏的也都藏了。
保守党把我们当垃圾扔掉了，老百姓被共产党蛊惑了，政府被麦克唐纳捏在手里。我们没有退路了。”
男人没有接话。他只是看着温菲尔德，见状，温菲尔德深吸了一口气。
“我们要对列宁动手。”
客厅里安静了。收音机关着，窗外的街道也安静，只有远处偶尔传来一辆电车的叮当声。
男人没有动，甚至没有眨眼。
过了很久，他才开口，
“列宁？在柏林的那个列宁？”
“对。”
“你们疯了吗？”
“我们没有疯。”温菲尔德的声音很稳，
“列宁是社会主义的象征。杀了他，苏联人会发疯，德国人会发怒，英国政府会被压垮。然后，我们就有机会。”
男人抬起头，看着温菲尔德，眼睛里有一种类似于悲哀的光芒。
“温菲尔德，你们是要让德国乃至这个世界再次迈入世界战争，是吗？”
“是。”温菲尔德没有犹豫。
“因为只有战争，才能让你们和我们的人在乱局中找到出路。”
男人沉默了很久。他的目光从温菲尔德脸上移开，落在茶几上那台收音机上。
收音机是深棕色的，木壳的，调频的旋钮上有一小块磨损的痕迹。他伸出手，摸了摸那块痕迹。
他在想一些很远的事，远到像是上辈子的事。
男人想起那是一九一九年。
德国革命刚成功的时候，他就在这里了。
那时候他还年轻，三十出头，刚从战场上下来。
他在旧军队里待过，跟英国人打过仗，跟法国人也打过仗。
他不知道什么主义，只知道谁赢了就跟谁走。
韦格纳赢了，他就留下来了。
但留下来不等于信了。
他不信共产党，不信社会主义，不信任何主义。
他只是需要一个地方住，一口饭吃。
街道办的同志让他填了一张表，问了他的情况，然后给他找了一份工作，在仓库里搬货。那时候整个德国都在挨饿。
魏玛政府的救济站他去过，排几个小时的队，领一碗稀汤。
可到了新政府这里一切就都不一样了。
第一天上班，食堂的大姐给他打了满满一勺土豆炖肉，还多给了他一块面包。
她说，吃吧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。
他吃了。吃得很饱。然后他告诉自己，这不代表什么，一顿饭而已。明天也许就没了。
一年、两年、十年。
食堂的大姐换了人，但饭菜还是那个分量。
他的工作从搬货变成了记账，从记账变成了管一个小仓库。
日子一天一天地过，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不再怀疑了。
不是被说服的，是被日子说服的。
他每天醒来，发现昨天担心的事没有发生，今天担心的事也不会发生，明天担心的事更不会发生。
他的孩子有学上，他的老婆有工作，他的房子不漏雨，他的锅里不缺肉。
然后他就会想——也许他们说的是对的。
男人从回忆里抽身，抬起头，看着温菲尔德。
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压着一种说不清的、像是叹息又像是释然的东西。
温菲尔德的手攥紧了皮箱的把手。
“所以你不打算帮我们吗？”
男人没有回答温菲尔德。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把窗帘拉开一条缝。
外面的路灯亮了，橘黄色的光透过玻璃，照在他的脸上。
“温菲尔德，你饿不饿？”
温菲尔德愣了一下。
“什么？”
“我问你饿不饿。你从英国来，一路坐火车，转轮船，又坐火车，折腾了好几天。你应该饿了。”
温菲尔德想说“不饿”，但他的肚子替他回答了。
胃在叫，声音不大，但在安静的客厅里听得很清楚。
男人没有笑。他转过身，走回沙发前，拿起茶几上的钱包。
“这样吧，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。我出去买点东西。
附近有一家面包店，这个点刚好新的黑麦面包刚出炉，还热着。
再买点香肠，还有啤酒。你先看会儿电视。”
他走到电视机前，打开了开关。电视机的屏幕亮了起来，男人调了几下旋钮，画面稳定了，出现了一个播音员，穿着深色的西装，领带系得一丝不苟，正在播报新闻。
“这是今天晚上的新闻。你看看。”他把遥控器放在茶几上，
“我很快就回来。”
他穿上外套，戴上帽子，拿起钱包，走出了门。
门关上的声音很轻，咔嗒一声。
温菲尔德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看着电视。
他没有别的选择。电视里在播新闻，先是国内新闻，然后是国际新闻。
“……今年前三个季度，全国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百分之九点五。
其中，汽车产量增长百分之十二，家电产量增长百分之十五，化肥产量增长百分之八。
农业生产方面，夏粮总产量达到两千二百万吨，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……”
电视上的画面切换到一座工厂。
巨大的车间里，机器在轰鸣，工人在忙碌。
流水线上，一辆辆崭新的汽车正在被组装。工人们穿着蓝色的工装，戴着安全帽。
“……位于汉堡的造船厂今天举行了下水仪式。新建成的柏林号邮轮是德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客轮，吨位达到五万吨，可搭载乘客三千人。
邮轮将投入北海航线，为世界人民提供从汉堡到挪威、丹麦的旅游服务……”
画面切换到港口。一艘巨大的白色邮轮停靠在码头上，船身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光。
甲板上站满了人，有人在挥手，有人在拍照，有人在笑。一个穿水手服的孩子骑在父亲的肩膀上，手里举着一面小红旗，旗子在海风中猎猎作响。
温菲尔德盯着屏幕，眼睛有些发直。
他在想英国的码头。
利物浦的码头，工人蹲在路边等活，手里攥着烟头，眼睛盯着港口的大门，像一群等着被喂食的野狗。
南安普顿的码头，大萧条之后就没缓过来，仓库空着，起重机生锈了，海鸥在屋顶上做窝。
电视里开始播国际新闻。
“……法国政府今天宣布，连接巴黎、里昂、马赛的南北高速公路全线贯通。
这是法国最长的高速公路，全长八百公里，设计时速一百三十公里。
法国前总书记让诺在通车仪式上表示，这是法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里程碑，是联通德国乃至欧陆上所有国家的重要桥梁……”
画面切换到一条宽阔的公路，黑色的沥青路面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白色的标线笔直地伸向远方。
温菲尔德想起英国的路。不是高速公路，是那些坑坑洼洼的、修了又补、补了又烂的公路。
电视里开始播法国农村的画面。一片片整齐的田野，田埂是直的，水渠是水泥的，电线杆沿着田边排列，细细的电线在阳光下闪着银光。
一个老农民站在田埂上，对着镜头说话，法语，配了德语字幕。
“我今年六十五了，种了一辈子地。
以前种地靠牛，现在种地靠机器。
合作社给我们送来了拖拉机、收割机、化肥。产量翻了一倍还多。
孩子们都进城了，他们不愿意种地。
我也不逼他们。
种地不是苦差事，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，他们想去工厂，想去学校，想去当兵。
国家管他们，不用我操心。”
温菲尔德的手开始发抖了。
电视里开始播德国国内的新闻。
“……今天上午，柏林市政府在克罗伊茨贝格区举行了‘新居工程’的竣工仪式。
这是柏林第三批‘新居工程’，共建成住宅五千套，可容纳两万居民。
所有住宅均为三室一厅，配备独立厨房、卫生间和阳台，供暖、供电、供水全部配套……”
画面切换到一片崭新的住宅区。
六层的楼房，灰白色的墙。
一群孩子在楼前的空地上踢球。
几个老人坐在长椅上晒太阳。
温菲尔德想起伦敦的东区。
想起那些挤在一起的、黑乎乎的联排别墅，想起那些没有室内卫生间、几十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的贫民窟。
他闭上眼睛。不想再看了。但电视的声音还在往他的耳朵里灌。
“……劳动部今天公布了最新的就业数据。全国失业率为百分之零点七，为建国以来最低水平。
劳动人民委员会的同志表示，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‘用工荒’，企业招不到足够的熟练工人……”
零点七。
温菲尔德在心里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。
英国的失业率是多少？
他不知道。
但他知道，在利物浦，在曼彻斯特，在格拉斯哥，在纽卡斯尔，在贝尔法斯特，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工作。
他们不是不想工作，是没有工作可做。
工厂关门了，矿山停产了，船厂倒闭了。
温菲尔德睁开眼睛。电视里在播天气预报。
一张巨大的欧洲地图出现在屏幕上，蓝色的云图覆盖着不列颠群岛，密密麻麻的雨滴符号从西海岸一直延伸到东海岸。
“……德国未来三天天气晴好，适合户外活动。
柏林、汉堡、慕尼黑等地最高气温在二十二到二十五摄氏度之间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