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2年11月25日，午后两点。
广州黄埔港，货运码头。
没有红毯，没有仪仗队，没有迎接的官员与鲜花，甚至连一块像样的迎宾牌都没有。
只有两排身着灰色军装、手持德制毛瑟步枪的生化人士兵，沿着舷梯两侧肃立。他们身姿挺拔如松，眼神冷硬如铁，枪口斜指地面，却带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，仿佛不是在迎接外交代表，而是在看押即将受审的战犯。
远处的货箱堆旁，码头的搬运工、船工、附近的商户百姓，远远地围了一大圈。没有人喧哗，没有人起哄，只有一双双眼睛，死死盯着那艘缓缓靠岸的邮轮，眼神里混杂着好奇、鄙夷、快意，还有压抑了近百年的、终于等到扬眉吐气的滚烫情绪。
万吨级邮轮不列颠尼亚号，终于在拖船的牵引下，稳稳靠在了泊位上。
沉重的钢制舷梯缓缓放下，砸在水泥地面上，发出“哐当”一声闷响，在寂静的码头格外刺耳。
第一个走下舷梯的，是英国全权代表、外交大臣约翰·西蒙爵士。
年近六十的他，灰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深灰色的定制三件套西装笔挺，手里拎着一根祖传的黑檀木手杖，哪怕身处泥泞的货运码头，也拼命端着大英帝国外交官的架子，试图维持日不落帝国最后的体面。
可当他的皮鞋踩在粗糙、冰冷、满是油污的水泥地上时，眉头还是瞬间狠狠皱成了疙瘩，脸上的矜持瞬间被怒意取代。
他抬眼看向站在舷梯旁的中方接待官——一个三十岁出头、面庞冷峻的少校，肩章上绣着“第十九集团军”的徽记，眼神里没有半分对大英帝国外交大臣的敬畏，只有公事公办的冰冷。
“少校先生。”西蒙挺直腰板，用带着浓重牛津腔的英语开口，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不悦与傲慢，“根据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》与国际通行的外交惯例，交战双方的谈判代表，应享有基本的外交礼遇与人身安全保障。贵方安排的这个码头，还有这种接待规格，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，这是对大英帝国的严重冒犯！”
他以为这番话，至少能换来对方的一句解释，甚至是歉意。
可他没想到，少校只是微微抬了抬下巴，用一口流利到近乎完美的英语，直接打断了他的话，语气里没有一丝温度：
“爵士阁下，首先，这里是中国广州，不是欧洲。我们只认我们的规矩，不认你们所谓的‘国际惯例’。”
“其次，你们是战败国的谈判代表，不是前来访问的贵宾。想要礼遇，想要体面，回伦敦唐宁街去争取，这里没有。”
少校话音刚落，抬了抬手。
四名士兵立刻上前，两人一组，一左一右站到了西蒙两侧，动作干脆利落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。
“现在，请爵士阁下配合安全检查，交出所有无线电通讯设备、武器、以及一切非必要私人物品。包括你的钢笔、怀表、手杖，全部暂扣。谈判结束后，会原封不动归还。”少校的语气依旧冰冷，没有半分商量的余地。
西蒙的脸瞬间从涨红变成铁青，精心修剪的胡子都在微微颤抖，握着拐杖的手青筋暴起：“这是侮辱！是对大英帝国外交大臣的公然侮辱！我拒绝接受这种无礼的检查！”
“拒绝？”少校微微挑眉，侧了侧身，指了指码头出口的方向，“可以。现在就可以回到你的邮轮上，掉头回伦敦。我们总司令说了，不想谈，可以不谈。我们的舰队随时可以出发，去伦敦跟你们谈。”
一句话，瞬间掐灭了西蒙所有的气焰。
他僵在原地，胸口剧烈起伏，看着士兵们冷硬的枪口，看着远处百姓们鄙夷的目光，再想到沉在马六甲海峡的四艘战列舰，想到全军覆没的皇家海军远东主力，想到国内摇摇欲坠的内阁，最终只能屈辱地松开了紧握的手杖。
他任由士兵上前搜身，那支从祖父手里继承来的、镶嵌着蓝宝石的金质钢笔，那块刻着家族纹章的18K金怀表，那根陪伴了他几十年的黑檀木手杖，一一被收走，放进一个贴着他名字的帆布袋里。
整个过程，他死死咬着牙，一言不发，脸颊涨得通红，却连头都不敢抬。
他能感觉到，无数双眼睛正盯着他，盯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外交大臣，像个犯人一样被搜身检查。
大英帝国三百年的外交尊严，在这一刻，被狠狠踩在了泥泞的码头地面上，碾得粉碎。
紧随西蒙走下舷梯的，是美国全权代表、前国务卿亨利·史汀生。
这位在华盛顿政坛叱咤风云二十年的老牌政客，见惯了大风大浪，此刻却面色憔悴，眼底满是连日海上颠簸留下的疲惫。他强装镇定，试图维持美国式的“不卑不亢”，可心里的慌乱，早已写在了脸上。
就在他走下舷梯最后一级台阶时，脚下忽然一滑，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向前踉跄出去。旁边的士兵下意识伸手去扶，却慢了一拍。
史汀生重重地摔了出去，双手撑在满是油污和泥水的地面上，昂贵的定制西装裤膝盖处，瞬间沾满了黑褐色的污泥，白色衬衫的袖口也蹭得一片狼藉。
“嗤——”
一声清晰的嗤笑，从士兵队列里传了出来，紧接着，远处围观的百姓里，也响起了一阵压抑不住的哄笑声。
史汀生的脸瞬间涨得通红，像煮熟的虾子。他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污泥，却越拍越脏。他想发怒，想呵斥，可抬头看到中方少校冰冷的目光，想到沉在马六甲海底的三艘科罗拉多级战列舰，想到国内国会的滔天怒火，最终只能把所有的屈辱和愤怒，死死咽回肚子里。
他一言不发地接受了搜身，连一句抗议都没说。
他是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代表，是曾经在华盛顿会议上主导海军裁军的大人物，可如今，却连在异国的码头站稳脚跟都做不到。
第三个走下来的，是法国全权代表、前殖民部长阿尔贝·萨罗。
他几乎是被两个随从一左一右架着走下舷梯的，面色惨白如纸，嘴唇毫无血色，双腿抖得像筛糠，连站都站不稳。
他甚至不敢抬头看那些持枪的中国士兵，不敢看远处围观的百姓，仿佛只要他抬头，就会看到铺天盖地的炮弹朝他砸来。搜身时，他温顺得像个木偶，士兵让他抬手就抬手，让他转身就转身，连一丝反抗的念头都没有。
曾经，他是法兰西殖民帝国的掌舵人之一，在西贡的总督府里，一句话就能决定无数人的生死。可如今，他只是一个战败国的代表，一个连站都站不稳的惊弓之鸟。
三国代表被士兵们“护送”着，走向码头深处的货运通道。
通道两侧堆满了木材、麻袋、集装箱，地面散落着木屑和麻绳，空气里弥漫着鱼腥、机油和潮湿的霉味。而就在二十米外，通往贵宾通道的那扇包着黄铜的华丽大门，紧紧关闭着，门环上甚至没有一丝灰尘。
那是他们永远无法触及的体面，是他们用坚船利炮在中国享受了近百年的特权，如今，被彻底收回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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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日傍晚，夕阳西沉，将整个珠江江面染成了一片触目惊心的血红色。
一艘吨位不足三千吨、船身破旧的日本邮轮，在引水船的带领下，缓缓驶入了黄埔港最偏僻的3号码头。这里平时只停靠渔船和小型驳船，栈桥的木板早已腐朽，踩上去吱呀作响，脚下的海水泛着油腻的污浊，散发着刺鼻的腥臭味。
没有士兵列队，甚至没有正式的接待人员。
只有两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，站在栈桥尽头，面无表情地等着。
舷梯放下，又窄又陡，还带着海风带来的湿滑。
日本全权代表、外务次官重光葵，拄着一根木质拐杖，第一个走了下来。他的左腿在上海事变中被炸断，装的是假肢，走在不平的栈桥上，每一步都显得格外艰难，假肢磕在腐朽的木板上，发出“咔、咔、咔”的沉闷声响，像丧钟一样，敲在每个随行人员的心上。
两个随员想上前搀扶他，却被他用严厉的眼神制止了。他死死咬着牙，一步一步，艰难地往下走，哪怕身体晃得厉害，也不肯让别人扶一下。
他想维持大日本帝国最后的体面，可那蹒跚踉跄的身影，在夕阳的余晖里，只剩下无尽的狼狈与凄凉。
栈桥两侧，不知何时已经围拢了数百名广州百姓。
没有人组织，都是自发赶来的。他们沉默地站着，看着这个一瘸一拐的日本人，眼神像刀子一样，冰冷、锋利，带着刻骨的恨意。
人群里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，拄着拐杖，看着重光葵，忽然老泪纵横，对着身边的年轻人哽咽道：“九一八事变，我的儿子，就是被日本人炸死在沈阳城里的……今天，他们的代表，也有今天啊……”
老人的话，像点燃了引线。
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，从母亲身后探出头，把手里攥着的半根烂菜叶，狠狠扔了出去，正好砸在重光葵的西装下摆上。
“小日本！你也有今天！”男孩用稚嫩的嗓音，大声喊道。
像是瞬间点燃了火药桶。
“滚回日本去！”
“杀人偿命！血债血偿！”
“还我东三省！还我河山！”
叫骂声、怒吼声瞬间爆发，烂菜叶、小石子、土块，像雨点一样朝着重光葵砸来。他的随员们慌忙用身体挡在他身前，可还是有好几块石子，狠狠砸在了他的背上、胳膊上。
可重光葵，却连头都不敢抬。
短短百米的栈桥，他走了足足五分钟。
每一步，都像踩在烧红的铁板上。
每一步，都在碾碎大日本帝国最后的尊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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