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三四年九月，伦敦，唐宁街十号。
麦克唐纳坐在书房里，面前摊着厚厚一沓文件。
他已经看了整整一个下午，但一个字都没看进去。
他在想共产党的事。
不是麦克唐纳不想处理，是他处理不了。
三个月前，内政大臣向他提交了一份报告，建议取缔英国共产党的公开活动，逮捕其核心领导人。
报告写得很详细，证据很充分，理由很充足。
麦克唐纳看了两遍，然后把报告锁进了抽屉里，没有批复。
不是麦克唐纳不想批，是他不敢批。
麦克唐纳看着外面那条街道。
唐宁街的卫兵在门口站得笔直，黑色的制服，红色的帽缨，步枪上的刺刀在灰蒙蒙的光线下泛着冷光。
这些卫兵能挡住什么？能挡住游行的人群，能挡住砸石头的暴徒。
但他们挡不住德国人的坦克。
德国人的坦克。麦克唐纳闭上眼睛，脑子里浮现出那张从柏林传来的照片。
那是去年五月，德国在柏林举行阅兵式，几百辆坦克排成方阵从勃兰登堡门下驶过，履带碾压在石板路上，发出沉闷的轰鸣。
韦格纳不会直接动手。
这一点，麦克唐纳比谁都清楚。
那个坐在柏林办公室里的德国人，从来不会像拿破仑那样挥师西进。
他的手法更隐蔽，更狡猾，也更有效——他不需要派一兵一卒进入英国，只需要让英国共产党在这里生根发芽，然后等着它自己开花结果。
而英国共产党，正在开花结果。
麦克唐纳走回桌前，翻开那份内务部的最新报告。
数字很刺眼：党员人数超过十五万，同情者至少是党员的好几倍。工会、码头、煤矿、铁路——这些关键行业里，共产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。
上个月，利物浦码头工人罢工，共产党的人站在最前面，举着红旗，喊着口号。警察驱散了一次，第二天又来一次。抓了几个人，第三天更多的人涌上街头。
不是工人想造反，是工人吃不上饭。
大萧条已经过去了几年，但失业率还是两位数，救济金少得可怜，码头上的临时工为了一个岗位要等上好几个小时。
工人不傻，他们知道谁在帮他们——不是麦克唐纳，不是保守党，是共产党。
共产党的人给他们送面包，送牛奶，帮他们写请愿书，陪他们去跟资本家谈判。
麦克唐纳叹了口气，拿起茶杯，茶已经凉了。
他没有叫人来换，端起杯子喝了一口，凉茶又苦又涩，正像他此刻的心情。
他想起韦格纳。那个比他年轻许多的德国人，从一九一八年起就用一种他看不懂的方式在改变世界。
他不喜欢韦格纳，不喜欢他的主义，不喜欢他的方法，不喜欢他那种“我永远是对的”的笃定。
但他不得不承认，韦格纳做到了他做不到的事——让工人吃饱饭，让农民有地种，让一个被战争打垮的国家在十几年内重新站起来，站得比谁都高。
如果英国也有一个韦格纳呢？麦克唐纳有些不敢想下去了。
门被敲响了。秘书探进半个身子。
“首相，内政大臣的电话。他说——”
“告诉他，我明天再回。”
秘书退了出去。麦克唐纳靠在椅背上，看着天花板。
他在想，如果他对国内的共产党动手，柏林会怎么做。
韦格纳会不会出兵呢，这一点他不确定。德国人会不会派军队登陆英吉利海峡呢。
但他们一定会做别的事——经济制裁，贸易封锁，支持英共发动总罢工，让整个国家瘫痪。
然后，等老百姓怨声载道的时候，他们再推一把。
麦克唐纳从抽屉里拿出那份搁置了三个月的报告，看了一眼，又放回去了。
不对共产党动手，是等死。动手，是找死。他选择了等死，至少能死得慢一些。
窗外，天色渐渐暗了。
唐宁街不远处，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路边。
引擎没有熄火，车里坐着四个人，都穿着深色的衣服，帽子压得很低，看不清脸。
副驾驶座上的人低头看了看手表，然后朝驾驶座上的人点了点头。
“时间到了。”
驾驶座上的人没有说话。他把手放在档杆上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踩下了油门。
轿车猛地冲了出去。
唐宁街的路口有警卫。一个穿制服的警察看见那辆车加速冲过来，下意识地举起手，嘴里喊着什么——也许是“停下”，也许是“危险”，也许是别的什么。
没有人听清，因为那辆车没有停。
警察往旁边闪了一步，从腰间接下配枪，朝车胎开了两枪。子弹打在路面上，溅起一串火星。
警察又开了两枪。这一次，一颗子弹打中了车门，在铁皮上留下一个洞，但车是改装过的，铁皮下面焊了钢板，子弹穿不透。
车窗降下来了。
副驾驶座上的人探出头，手里攥着一个玻璃瓶。瓶口塞着布条，布条在燃烧，火焰在风中跳动着。
他把燃烧瓶抡了两圈，然后朝唐宁街十号的方向扔了出去。
玻璃瓶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撞在首相官邸的外墙上，碎了。汽油溅在砖墙上，火焰腾地一下窜了起来，顺着墙壁往上爬，像一条红色的蛇。
紧接着是第二瓶，第三瓶。
然后是手榴弹，手榴弹落在官邸门前的台阶上，滚了两下，然后炸了。
轰。
爆炸声在伦敦的上空炸开，震得附近的窗户哗哗作响。
烟雾和火焰从官邸的方向涌出来，遮住了路灯的光，把整条街染成一片暗红色。
尖锐的警报声立刻响了起来。
黑色轿车没有停。
它冲过唐宁街的尽头，拐进一条小巷，消失在伦敦的夜色中。
麦克唐纳被爆炸声从椅子上震了起来。
他冲到窗前，看见外面一片火光。
烟雾在路灯的光晕中翻滚，玻璃碎片散落在街道上。
警卫们在喊，有人在跑，有人在打电话，有人在用灭火器扑火。一切都乱成了一锅粥。
门被撞开了。秘书冲进来，脸色白得像纸。
“首相，您没事吧？”
麦克唐纳的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“首相！”秘书又喊了一声。
麦克唐纳终于转过身来。
“我没事。”他的声音沙哑，“外面情况怎么样了？”
“还不清楚。已经打了电话，增援已经在路上了。”
麦克唐纳点了点头，走回桌前，坐下来。
“给国王陛下打电话。报告情况。”
“首相，这个时候——”
“去。”
秘书转身跑了出去。
麦克唐纳一个人坐在书房里，他在想，是谁干的。
是共产党？不像。共产党不会用这种方式。他们要的是民心，不是暴力。
扔燃烧弹、炸首相官邸——这种事只会让他们失去民心。
是右翼？有可能。那些法西斯分子、保皇党人、对现状不满的军官，他们有动机，有能力，也有胆量。
是爱尔兰人？也有可能。爱尔兰共和军一直在搞破坏，他们的手法就是炸弹、燃烧瓶、暗杀。
消息传得很快。
不到一个小时，伦敦的各大报社都接到了消息。
夜班编辑们从睡梦中被叫起来，冲进办公室，抓起电话，大声喊着“号外号外”。
《泰晤士报》的号外标题用了巨大的黑体字：“唐宁街遭炸弹袭击——首相无恙。”
《每日电讯报》的标题更惊悚：“燃烧弹砸向首相官邸——谁在纵火？”
《每日邮报》的标题最直接：“恐怖袭击伦敦——共产党干的？”
消息越过英吉利海峡，传到了巴黎。
法国共产党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，讨论事态发展。传到了柏林。
韦格纳在凌晨被叫醒，眉头紧锁。传到了莫斯科。
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，手里的烟斗冒着烟。
华盛顿，白宫的新闻秘书在凌晨两点被叫醒，草草拟了一份声明，措辞谨慎，只说“关注事态发展”。
全世界都在看着伦敦。
唐宁街的火还在烧。消防队把火扑灭之后。
官邸的外墙被熏得焦黑，几扇窗户碎了，台阶上散落着玻璃碴子和弹片。
警察在周围拉起了警戒线，记者们被挡在外面，只能远远地拍照。
麦克唐纳在凌晨三点被转移到了安全屋。
他坐在车里，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伦敦街道。
尖锐的在想，明天早上，他该怎么面对议会，怎么面对国王，怎么面对那些等着看他笑话的反对党议员。
他在想，这次袭击会不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他在想，如果他辞职了，谁来接这个烂摊子。
谁接都一样。没有人能救英国。不是英国不够强，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快。
一九一八年之前，英国是世界的中心。现在呢？中心在柏林。
伦敦成了一座孤岛，漂在大西洋的东边，等着从欧洲大陆涌来的赤色洪流把它淹没。